我第一次走进清华大学，不是去系馆，也不是去宿舍，而是去了音乐室。当时音乐室就在一个大下坡的右边，后来是校团委所在地。那天下着小雨，我印象非常深。

  我为什么先去了音乐室呢？因为我从小会打扬琴，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后，就有一个朋友孙静介绍我去清华音乐室见陆以循、王震寰老师，说或许能加入清华的学生文艺社团。陆老师和王老师听我打了一段扬琴，说挺好的，就让我入学后来民乐队报到，我就这样加入了清华文艺社团民乐队。

  入队后大概三四个月开始改选，经过无记名投票，我被选为队长，觉得非常荣幸。两位副队长是土木系的胡杨和水利系的牛景辉。随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相互支持，密切合作，被称为民乐队的“三驾马车”，成为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回想起来，我特别感谢父亲教我打扬琴。因为这个“一技之长”，使我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多数清华学生的生活都是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而在文艺社团就不一样了，不仅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未来的事业和生活也有了更多的机会。

  文艺社团给了我这个舞台，我就和队友们一起，整合校内外各方资源，努力提升民乐队的艺术水平。我们请中央广播乐团当时著名指挥家彭修文老师给我们做过指导；还邀请过著名琵琶演奏家刘德海、何树凤，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周耀锟、张方鸣，中央民族乐团首席扬琴李忠等，这些人都是当时一流的艺术家。

  外出演出的经历也让我难忘。1982年文艺社团复建后首次走出校园，去了天津大学；1983年去江苏徐州、南京、扬州、镇江等地；1985年乘火车去上海，然后坐船去厦门、泉州、莆田、福州。1986年我已到校团委工作，还带领文艺社团去过兰州为中学生演出。基本上每次出去演出前我们都要集训半个月，在密云、怀柔等地，大家每天集中住在一起，大大地增进了队友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非常难忘。

  记得有一次在怀柔水库边上，晚上月亮特别亮，民乐队在一个平台上摆好队形，平台下面就是水库，我们大家一起演奏《月儿高》，那是相当的有感觉。人一生能记住的场景毕竟有限，我大学生涯中能记住的场景多数都是在民乐队的排练、演出、郊游、集训。还有那些在北京的演出，如人民大会堂、民族宫、怀仁堂等，这一些地方我的扬琴都在台上摆过。作为学生，念书是主要的，但阅历和经历也很重要。拥有学生文艺社团这样的机会和平台，一种原因是人生的享受，另一方面带给你更多的见识、更广泛的朋友圈等，都会在你未来的人生旅途中助你一臂之力。

  1983年赴江苏五市演出前，文艺社团民乐队在怀柔水库集训。扬琴左后方拉大提琴者为陈鸿波

  当然，一所大学不可能让所有的学生都进入文艺社团，但清华大学尽自己的力量保证有这样一支团队的存在，从而培养出了很多综合型人才。体育代表队和文艺社团是清华大学培养拥有综合素养人才的重要平台之一，这两支队伍中有些成员的学习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我相信，他们在社会上的贡献与影响力，也绝不会辜负学校的期望。

  当年社团日常活动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每周四下午或者周五下午拿出整个半天，到音乐室去排练。每年有一次外出集训，假期有外出演出。在学校，有规范的迎新演出和新年演出，还要参加学校的活动，在主楼、二教等地点，我们还承担过外宾接待任务。排练、集训、演出构成了社团活动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在清华大学五年的学习生涯中，我的业余生活绝大部分都是在文艺社团度过的。

  我印象中军乐队的周乃森老师非常厉害，排练时他洪亮的口令可以压过整个军乐队。当时我们听说，军乐队录取队员的时候，他让同学张开嘴看看，牙不漏风就能入队，这可能仅仅是一个传说。但很多零基础的队员经周乃森老师辅导一段时间就能上台演出，却是不争的事实。民乐队可不行，民乐队对队员技巧、水平要求都非常高，没有一定水平是进不来的。当时我们队里有一位打扬琴的队友杨学梅，在报考中央音乐学院过程中据说是一直考到最后一轮的；还有一位拉二胡的队友刘进，入学前就是省级专业文艺团体的主力。可以说民乐队的演出水平应该算是文艺社团里面比较高的。1984年我们在学校大礼堂搞过一场《华音》专场音乐会，我至今还保留着整场音乐会的录音。

  我当队长的时候，文艺社团还没有集中住宿，呼吁了很久，到1985年左右才终于实现了。一些同学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儿，你不让他来他会哭。当时的社团里面还有很多幕后积极分子，管理灯光、音响，蹬三轮车装卸乐器，拉幕、摆台等，总有几个热心人，这些同学是真的喜欢文艺社团，不用任何人给他们分配任务，所有的事情都能做得干净利索，臻于完美。

  当年文艺社团有很多高水平的节目，如合唱队和管弦乐队合作的全本《黄河大合唱》，民乐队的民乐合奏《月儿高》《彩云追月》《荷塘月色》等。《荷塘月色》是王震寰老师自己写的，很有意境。

  说起王震寰老师，他既是我们尊敬的师长，也更像我们亲切的家长。我们和王震寰老师关系非常好，周末会到他家去蹭饭，有什么不愿意和父母说的心事也都会和他吐露。出去野炊就到他家拿锅，用柴火煮饺子，然后把熏得黑黢黢的锅再送回去。

  王震寰老师戴着非常厚的眼镜，中间很薄，都变成小窟窿了。他视力不好，所以讲义上的字写得非常大，用碳素墨水钢笔一笔一笔地描成核桃大的字，A4纸一页就只能写十几个字。他讲“中国音乐史”，那是面向全校学生的选修课，一节课的讲义就非常厚。上台指挥他也看不清，拉开大幕以前要先扶他到指挥位置，别的指挥是拉开幕再上来，他要先到位再开幕，曲目演奏完了要先关大幕，再扶他下去。我1979年刚入学的时候，记得他还能骑自行车，但很快就不行了，只能走，或者我们队友用自行车接送他来音乐室排练或者去参加演出。王震寰老师对清华学生民乐队的复建和发展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0年王震寰老师指挥文艺社团民乐队在清华大礼堂演出，弹扬琴者为陈鸿波

  我觉得王震寰老师代表了清华教授的一种风骨。不求名，不图利，一门心思就是想着把他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们。从他身上，我们正真看到了一种精神，燃烧自己，实现自身的价值，让别人分享他的精神世界、他的音乐才华。过去了那么多年，他慈祥的面庞永远地印在我们心里。

  可以说，社团每支队伍的指导老师就是这一个队的灵魂，每次校庆队员们回校，首先想到的都是回来看老师。“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营盘就是音乐室，就是艺教中心。虽然很多老师已经故去，但看看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看看路边的那扇窗，老师的音容笑貌就又浮现在眼前。

  能够考入清华大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能够进入艺术团并有一席之地，不仅很幸运，也为人生奠定了丰厚和扎实的基础。所以希望今天的同学们要珍惜在清华大学课外活动的经历和体验。清华是一个知名学府，学习是本分，但也要珍惜其他的机会。要把在文艺社团、体育代表队的工作、演出、排练当成对自己人生基础的打造。今天你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会对你的人生产生预料不到的影响。社团里唱唱跳跳、排练演出只是一个过程，但你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这支曲目所付出的努力，为了管理好一支队伍并让她表现出色，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真刀真枪的锻炼。

  我当年管理三四十人的民乐队，真的就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当时每个队员的生日我都会记得，他们的父母春节会接到我的贺信、贺卡，一些大的演出完了以后我会把照片、感谢信寄到他们家里去。这是因为我把民乐队的日常工作当作事业来做，我是用心在做每一件事。做好“人”的工作，比调好“弦”更重要。队长首先要把自己的心交给乐队，才能带出一支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队伍，演奏的曲目才能感动听众，引起共鸣。

  2007年，陈鸿波（左）和当年文艺社团团长、时任启迪控股董事长梅萌（右）在清华科技园一起接待外宾

  清华文艺社团营造出的文化像一个“场”，也像酒的酿造一样，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大家互相影响、相互熏陶，一同成长。文艺社团出来的人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即对事业的追求，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对人充满热情，对生活无限热爱。